阿诺德·托因比

　　　　　　　　　　　　　　　　 [英国]


　　本卷规划  

　　作为《国际事务概览》丛书中战时(1939-1945年)历史的导言，本卷旨在将1939年3月呈现在虎视眈眈的侵略国眼中的国际图景的概貌和特征作一粗略的描述。  

春秋网http://bbs.cqzg.cn　　选择1939年3月作为目前这次纵览全球的日期，乃是因为从许多方面来看，1939年3月14日夜间德国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一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开始，其正式开始则是同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1939年3月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研究国际事务者从这个转折点环顾四周，是会得到教益的。但如仅限于此，既不瞻前，又不顾后，则纵然有此有利的立足点，也仍然会产生错觉。因为，从较长远的前景来看，选定任何一个标志着战争爆发的准确日期这样方便的做法似乎是必要的，但却会人为地歪曲历史真相。实际上，世界是逐步地滑进第二次大战的，这一可悲的过程绵延了足足十年以上。这个终于蔓延到整个世界的慢性折磨过程，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满洲的战争行为，而于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才达到顶点；因为，这场战争截至这一天止，当时的七大强国虽已有六个成为交战国，但在美利坚合众国也被卷入之前，还没有成为一场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大战。  

　　本卷拟论述1939年3月的世界概况，将分为篇幅不等的如下三编。首先按政治角度而后按经济角度所考察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构成了本卷的第一编和第二编的内容。第三编是简短的结论，总结了当时不稳固的和已在动摇中的均势以及作为这种形势的表征的意识形态论战。  

　　政治概览(第一编)又按侵略国立场所划分的地理路线再分成几章。首先论述一些世界大国，它们的利益和领地分布得那么广泛，以至落进德国和日本的侵略范围。英国、美国和苏联确实都是因为遭受侵略，迫不得已才终于参战的。当它们起而应战时，英国自治领全都决定间英国共命运，只有一个除外；同时，若干泛美联盟的拉丁美洲成员国也表现了同美国团结在一起的共同意志。但在1939年3月，这些国家还没有一个处于第一线；而且，甚至在战火已在远东燃烧了八年之久又复在欧洲点燃之后，这两个国际冲突的战场在美国参战以前也还没有彼此连成一片。在1939年3月的国际角逐场上，仍然还是两股各不相涉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旋涡——一个是日本制造的，一个是德国制造的——本卷将用各别的两章分述其经过。在每一章里，对于正处于遭受袭击危险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按其危险程度由轻而重次第加以叙述，先从位于区域性侵略者行动范围外缘的国家开始，然后再谈那些发现自己已处于侵略者(心理上的、外交上的和军事上的)火力射程内的国家，每一章结束时则分别描述侵略国自己的情况。  

　　经济概览(第二编)集中论述各大国；这一编毋庸象论述政治全貌那样从世界地图上去一一细分章节，便可绘出一幅明晰的画面。这个方法较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国又一国地去逐个观察，似乎更能提供一个既清楚而又有立体感的图象。  

　　　　　　　　　　　　　　　　　　　　　　　　　　　阿诺德·托因比  

　　　　　　　　　　　　　　　　　　　　　　　　　　　 1951年3月  

　　　第一编 政治概览  

第一章 世界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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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及其侵略范围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上)  

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中)  

春秋网http://bbs.cqzg.cn第三章 德国及其侵略范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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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世界大国  春秋网http://bbs.cqzg.cn

第一节 西半球  

(一)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  

(二)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  

(三)德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主地位的挑战  

春秋网http://bbs.cqzg.cn(四)南美的地缘政治地位  

(五)美国的西半球防卫计划  

春秋网http://bbs.cqzg.cn(六)美国对英法的态度  

第二节 英联邦  春秋网http://bbs.cqzg.cn

春秋网http://bbs.cqzg.cn(一)英联邦的战略地位  

(二)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三)联合王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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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苏联  

(一)苏联政府和英法政府相互间的态度  

(二)苏联的政府机构  春秋网http://bbs.cqzg.cn

(三)政治局的内部斗争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四)1924年斯大林面临的问题  

(五)五年计划  
　
(六)苏联国内问题同国际关系的相互影响  
　
(七)红军状况  
　
(八)希特勒对苏联政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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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西半球  

　　　　　　(一)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美国公众对待外交事务的态度  

　　在1939年3月15日那个时候，世界上最感觉不到有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的地区是西半球，而西半球最高枕无忧的国家之一便是美国。当时，美国仍旧保持着相对的安全，但实际上这种安全已远非美国大多数公民所想象的那么真实了。美国全国上下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是在1940年夏天。那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已将全部欧洲大陆资源掌握在手中的第三帝国，在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毫无准备的美国之间，整个欧洲只有英国还站在火线上进行战斗。  

　　可是，在1939年的春天，美国人民还没有看清楚，由于人类技术在征服空间和时间方面新近加速取得的进展，从地缘政治上说，大西洋这时正在急剧缩小到只有从前英吉利海峡那么宽，而西边的非洲凸出部分和东边的巴西凸出部分之间的达喀尔海峡，也缩小到只有多佛海峡那么大的距离了。但那时美国人的感情和政策还依然受着往事的支配，虽然这些事情与美国这时实际所处的国际情势已经有一部分或全部不相关涉了。  

　　过去最强大的影响也许是这一事实：美国活着一代的百分之九以上的白种居民，以及全部美国白人的祖先(最早也不过上溯到十代或十二代)，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机，毅然离开了欧洲先人的故土，横渡大西洋，为的是要在美洲这一边开始一种新生活，摆脱欧洲遗传下来的不愉快环境；此种在个人家庭背景方面的划时代的新起点，是所有美国人共有的一种经历或传统，不论其欧洲原籍为何地，亦不论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踏上美洲海岸是在何年何月。一种寻求“福地”的希望是吸引他们到美洲来的磁石，这块“福地”有汪洋大海同他们业已设法逃离的欧洲“旷野”相隔绝；一段说来，他们当初所期望的已充分实现了，而且还有过之。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步开发和逐个海岸的开发，它所藏自然资源之丰富业已获得证实，并超出了第一批移民和早期拓荒者的梦想。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美洲国家看来也实现了它的政治目的，成功地开拓、发展和享受这份新发现的财富而不受“旧世界”权力政治的干扰。美国脱离英国而取得独立，接着法国和西班牙统治南、北美洲各地的政权又告消失，以及美国的实力稳步增长，终于能同欧洲一些最大的强国平起平坐，这些显然是构成华盛顿不卷入欧洲纷争的理想得以实现的几个相继阶段。这段历史使美国人更加懂得的是国家的福利和特权，而不是国家的力量和责任，因而他们在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认为是自己所挣得的权利即对一种特别有利的局面的控制毕竟还靠不住时，就感到十分恼火了。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在此种激怒之下，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强烈否认这一说法，即美国的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世俗的世界历史长河发生了某种深刻变化的结果。因此，他们不愿意把这一不受欢迎的经历视为一个他们无力驱除的持久事实的证据，或者视为提出了一个必须在长期政策上作出某种急剧改变才能应付的持续挑战。威尔逊总统首先赞同作出此种改变，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却遭到了国人的否定，他们不愿意美国成为一个多半是由美国的灵感促成的国际新机构的成员国。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认识到，作出这一决定，他们并不能因此斩断欧洲自1914年就突如其来地投在他们周围的那绺新的乱麻，与此相反，倒是注定了他们的国家要在不到二十年后的又一场更加可怕的全面战争中担当起一个主要的角色。  

　　当时许多美国人根本没有想到果真会有此种可能，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深信他们参加的那一场他们才摆脱不久的大战是多余的、不必要的和不明智的，导致参战的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真的而且是唯一的——无疑是出于公愤。两次大战期间在美国舆论讲坛上讨论的各种原因中，德国军国主义在那个交错益密的世界所起的明显影响并不怎样突出——毫无疑问，部分是由于德国是战败国，一时还无足轻重，部分也可能是由于承认了这样一个原因，那就无异于背弃了正是大多数美国人所急于要造成的那种请况。持有此类见解的美国人坚称参战的主要原因是：威尔逊总统的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欧洲(指协约国，主要指英国)的外交手腕——美国人历来认为在斗智方面美国一向处于劣势；以及美国制造商和银行家的不爱国的自私自利，他们投机取巧地支援并资助协约国，通过院外活动，诱使政府参战，以确保他们的债务人赢得胜利，从而保全他们的私人财富。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经过这么一番改编所得出的结论便是：美国人民是因受骗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本是一场可以避免的灾难，防止不再重演这一页可悲的历史的措施是能够而且应当采取的。  

　　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尽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春秋网http://bbs.cqzg.cn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冲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忧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觉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1939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捍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1939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尽可能确保美国不再卷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动。但在参议员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于要制订某种法令——即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订——而增强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冲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一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系念。其中有的集团捏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系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捍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事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十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1929年秋的“华尔街大跌价”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拟，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1936-1939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1939年3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1940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注一个新的航向。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作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末，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甚至是轻率的。而那些其他考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比起我们业已论述的，在道义上却是比较令人钦佩的，尽管在政治上不是那么现实。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一样，能把现实的利己主义同真诚的理想主义结成一种混杂的动机，这在迷惑不解的外国观察家看来，如果确实不是伪善，那也必然是幼稚。种种激励着孤立主义运动的现实主义者一翼的动机——旨在“不抱偏见”——如果只有被迫而全部公开才能体现为行动，那是不会取得其确已取得的进展的。一种真正理想主义的舆论气候给它们提供了不公开宣布的机会。一般说来，那是由和平主义运动制造的，其中不仅有具有自由思潮的自由派(这一派人数虽少，其影响在比例上却很大)，而且，总的说来，还集中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教会势力。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些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会的和平主义分子，他们在1939-1941年间显得特别积极。  

　　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二)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转变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面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  

　　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那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高潮，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均有论述。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温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有遇到来自国内方面的重大反对。在一个惯于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商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此种民族诚意的重大迹象，毫无疑问，主要应归功于拉美方面由于美国政策的新转变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热情的反应。金元外交对阿根廷的损害并不大，但它一向爱把自己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国家，所以对美国可能还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对他们的根本触犯乃是双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悬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长长身影的一端则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旧恨最难消除的墨西哥在内，这时全都深信，美国对它们所作的新表示是诚挚的，握住当前伸向它们的这只有力的手，对于它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三)德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盟主地位的挑战  

　　理想主义与开明的利己主义是美国推行睦邻政策的主要动力。大家都觉得一心推行强权政治是非美国式的，从扩大的视野说来，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里的恶感的金元外交被认为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旧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转变为有效的行动的前景。在美国政策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理上的趋向变化以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开始自觉地感到，当前自然呈现的是一种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新意图。这时是在1933年，当时德国步意大利后尘，在政治上也转了向，接着是在1936年，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通力合作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于是一个新的阴影——这一次是来自欧洲的即将到来的侵略的阴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圣同盟国家企图通过各自的武装干涉，不成熟地阴谋恢复西班牙政府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帝国的起义移住民的统治(当时被英国制止了，这当然使美国满意并感到欣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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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9年春天，纳粹德国手里握着好几张硬牌，时机一到，就要同美国玩一场权力竞赛，以便执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张牌是经济上的，德国已经在玩了。尽管加勒比海周围的热带和亚热带拉美国家的剩余产品多半正是美国所缺少的，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温带和亚温带国家的剩余产品却多半只能用来补充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不足，因而在美国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场。可是，这些产品在西欧的主要工业国家却有着天然的市场。英国和德国的港口离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较之离美国的港口并不远；加之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同国内食品生产不相平衡，它们只有在工业生产的制成品方面才远远超过国内的需要，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国内食品生产也同工业制成品一样，都远远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有优先的机会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展开大量的交换。而由于首先有权向英国市场提供食品的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这原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后来成了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财政条款，——因此德国在向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竞争上，就有了优先于英国和美国的内在的有利条件，姑不说它在拉美也象它在东欧那样，凭纳粹手法以易货为基础，在政府间进行双边贸易而取得直接与暂时的胜利。  

　　但是，不论是德国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预先承担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食品提供市场的义务也好，都还不足以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南美贸易成功地赶上英国的原因。德国商业神通广大的一个重要的然而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国商人愿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国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国家。英国商人则相反，除极个别外，他们居住在南美不过是临时性的，有些还可能多少有点儿苛求与傲慢的行商。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干得不如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出色，不是没有理由的。下一节的数字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结束时，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英国，与此同时，它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虽却比英国少。这又说明，那时在这一领域里，英国人的事业心与魄力都不如德国人。  

　　德国同拉丁美洲的贸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因英国的封锁而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到了1938年，德国却供应了拉丁美洲进口额的百分之十六点二。与此相比，美国在那一年的供应量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九，英国是百分之十一点七。同年，德国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为拉美出口额的百分之十点五，美国是百分之三十点二，英国是百分之十六点八。德国对巴西和智利的贸易突进取得的成功最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这两个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此种地位到了1936年便被德国取代了。上述数字表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而从英国手里取得的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最高地位，正在受到德国的决定性挑战。尽管美国由于它的一切经济活动规模宏大，具有由积累而成的固有的有利条件，它在拉丁美洲同德国的经济竞争中却受到阻挠。这便是，美国国内的农产品生产者要为自己保留国内市场，而制成品生产者则要使拉丁美洲能以农产品来支付他们希望卖给它的制成品，两者之间便发生了利害冲突。这种冲突德国虽然也有，但不象美国那样尖锐。  

　　德国掌握的第二张牌是它在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人口中有着重要的德国成分。这张牌在炮制了柏林-罗马轴心并扩大为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以后而力量更强了，这是就其侵略性的伙伴关系在拉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言。因为在上述三个拉美国家的前两者的人口中，有着不少意大利人的后裔，而在巴西则有不容忽视的日本人的后裔，此外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拉美国家中也有此种情况。在轴心国所策动的国旗随着贸易而飘扬的计划中，这些“归化的”拉美人无疑是占有突出地位的。但是德国商业渗透的策略在拉美和东欧所取得的迅速成功很快便开始自行消失，正如对方同样快地看到它在历史的第二页中就必然会遇到种种不利，所以，同样也正由于德国策略的富于侵略性，它在拉美和美国的政治渗透也势必招致自身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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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各共和国自最初实现独立以来，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没有实行过民主治理(除纸上谈论以外)，它们却有自己的那一套政治倾向，象美国的一样，同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的极权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它们政治生活的主要动力是一种宪政期以前的散漫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组织严密的宪政期以后的集体主义。历史上与此相似的是同时代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十九世纪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十六世纪它们自己的征服者的狂飙思潮，以及中世纪宗派间的世仇，浸淫而成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城邦国家的不时杀伐的独裁统治。一种土生土长的拉丁美洲独裁制，不同于由一个领袖训练成一党阵容的法西斯-纳粹式的政治组织，1938年5月热图利奥·瓦加斯总统同巴西法西斯党员之间的一场冲突就说明了这道鸿沟。这一夭折的巴西极权主义运动有人怀疑是在柏林的指示下由巴西籍的德国人煽动起来的。确实，有些在拉丁美洲入了当地国籍的德国人也具有纳粹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比在美国的更容易脱离大众而以优秀民族自居。不过在那些为着要保持德意志国粹而苦心维持独立的德语学校和社团的德国人中，大部分仍然还是他们各自定居的拉美国家的忠实公民。另有大部分则驯服地同化了，这强烈地表现在天主教徒的德国移民中，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宗教上的阻力使他们同自己的拉美同胞分开；这也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移民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将一种拉丁系语换成另一种拉丁系语并不困难。至于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不是单纯的天文教徒，便是熟谙世事的法国派自由思想家，后者对拉丁美洲本地的知识分子也颇有影响。

　(四)南美的地缘政治地位  

　　因此，尽管轴心国在拉丁美洲有几张硬牌，一向玩得也颇成功，但在1939年已有迹象表明，它们可能开始要输了。不仅是经济竞赛要输，政治竞赛也要输。然而此种挫折完全可以凭出奇制胜而挽回败局。1933年在德国本土，希特勒就在人心有利于他的高水位开始退潮的时刻，突然赤裸裸地凭借必要数量的暴力袭击而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这个原因，在拉丁美洲，正如在欧洲一样，是不可能不考虑军备和战略的，而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来，南美自“凸出部”以内的地区，是西半球的、因而也是美国的致命弱点所在。  

　　在一张按麦卡托投影法画的地图上。一个不懂航海的人看来，西半球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它自成一体，同世界的其他地方不相联接。但在1939年的一名飞行员看来，或者甚至可以说，在1500年的葡萄牙轻快帆船队中的一位舵工看来，地图上的地理分布情况便是另一个样子了。当时葡萄牙的一支轻快帆船队，在试图绕过非洲西边的凸出部前往印度途中，偶尔驶入巴西东边的凸出部，于无意中发现了南美。在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巴拿马地峡不是蜂腰，连脐带也不是，而只是政治地理方面的一项奇迹，它给人以一种假象，好象两个大岛是一个整体——一个与西非的一端隔海相望，另一个则与世界唯一大陆的东北亚的一端望衡对宇，每个岛屿都与自己相对的大陆一角又联接得那么近，至少同相隔加勒比海的其他美洲岛屿一样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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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已经说过，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东南海岸，其海路距英国和德国的港口是同距美国的港口同样近的。时至1939年，南美和西欧之间除这一条海上商业航线外，又开辟了一条经由达喀尔的空中商业航线；民用航空既已畅通，继之而来的将是军用制空权；德国人已在为下一步铺平道路。他们在拉丁美洲本土雄心勃勃地开辟并成功地经营着几条空中航线。与此同时，北美同亚洲的联系则是行驶汽轮的航线，从旧金山和温哥华驶往横滨和上海。比起西班牙大帆船第一回开辟的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驶往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条太平洋运输线来，这是一条较短的路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使用“纽带”加强了这一条海上航线，因为“‘纽带’虽轻如大气，却坚若铁链”，它沿着落基山脉东麓的一系列新机场，从大陆美国飞越不列颠哥伦比亚，进入阿拉斯加，再继续往前，然后跨越西伯利亚上空而进入苏联的心脏地区。当笔者撰写本文时，即1951年，通过此种空中焊接方法，把北美之岛与旧世界大陆结成一体，其前景看来还大有发展。当北极上空为航空技术所征服时(看来是要被征服的)，北美会发现自己在该大陆欧亚一边立即要接触的，不只是阿拉斯加几乎触及西伯利亚的那一块地方，而是由此向东，直达遥对北角的格陵兰东海岸；沿着一条几乎长达三千英里的空中边界线，美国、加拿大和丹麦所属的极北领土，都会和苏联的极北领土相接壤。  

　　在撰写本文时，因技术迅速发展而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在美国虽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但在1939年，绝大多数美国人或许都会把这些后果认作只是疯狂的德国理论家异想天开的梦想，没有严肃的事实依据，因而不予理睬。在此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就要做说服工作，劝导他的同胞接受自己和他的负责的海陆军顾问已经显然看到的严酷事实，并据此有所行动。

　(五)美国的西半球防卫计划  

　　罗斯福总统于1939年1月4日向国会发表一次讲话，那是为行将在1月12日递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所提出的海军、陆军和“民用”航空预算——除已在编制中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庞大防务计划外——铺平道路。  

　　 [他说]在我们的周围，到处蔓延着不宣而战的战火——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日益增大的杀人武器——军事的和经济的。在我们的周围，到处是新的侵略威胁——军事的和经济的。  

　　来自国外的风暴直接向我们的三项制度提出挑战，而这些制度美国人不可须臾或缺，现在一如既往。首先是宗教。它是另外两项——民主和国际信义——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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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暴力哲学将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自己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怎样。我们并不比其他国家更能承受同我们的信仰和博爱相敌对的包围。因此，幸运的是，我们这个西半球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共同理想之下，拥有丰富多样的资源、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并各尽其职的各族人民。……  

　　我们已经懂得，防卫时间的有效选择以及可能发动进攻的远距离地点，都和二十年之前迥不相同了。  

　　我们已经懂得，要保证生存就不能等待进攻开始以后才武装自己，因为进攻的规模和速度都是新的了。  

　　我们已经懂得，早在任何公开军事行动之前，侵略的前奏已经开始，这便是宣传、提供津贴的渗透、涣散亲善的结合、煽动偏见和挑起分裂。……  

　　我们正当地拒绝以武装干涉防止侵略行为，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行事就是指侵略根本不存在。口头上的讲话也许无济于事，但战争并不是促使人类意见博得应有尊重的唯一手段。除战争外，还有许多比单凭语言更为有力和更能奏效的方式，它们可以促使侵略国家的政府认清我们同仇敌忾的民意。  

　　最低限度，凡将鼓励、帮助或扶植一个侵略者的任何行动，我们是能够避免的，也是应当避免的，反之，则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已经懂得，在我们精心规划中立法案的时候，我们在中立法的实施上可能出现不平衡和不公正——实际上可能有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自卫的本能警告我们，我们再也不应让这种事重演了。  

　　我们还懂得了另外一件事——一个古老而又古老的教训，即常备不懈可以大大减少敌人进犯的可能性。……首先，我们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防卫设施，以击退敌人对我们的战略要地和关键设施的突然袭击，因为两者是保证我们坚持抵抗并取得最后胜利所必不可少的。其次，我们必须要有那些关键设施的组织与场所，这样才能立即利用并迅速扩大以适应一切需要，不致因敌人的袭击而有严重中断之虞。  

　　总统宣读的国际形势讲话在随后几个月内就由国会批准了，其行动比言词更有说服力，因为有个别的国会议员也许并不相信局势象总统所说的那样严重。就中立法而论，尽管对总统的愿望还有背离，他们仍投票通过了这些法规以及后来的军事预算，并不明显地表现出踌躇或反对总统的论点，即如有必要，当使用美国武装力量保卫包括整个西半球在内的地区，而不只是英国国土那一部分。关于这件事，即保卫圈的外缘界线应划在哪里的问题，国会同总统及其专家顾问是有分歧的。  

　　把加拿大包括在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4月18日在加拿大土地上给它以个人保证，在美国也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加拿人虽不是泛美组织的成员国，可是对它却是热情相待；加拿大也不是一个共和国，但美国仍然认为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国家；并认为这个国家在制度、语言、血统方面以及确确实实在地理方面都比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更接近。而况门罗主义所规定的条款已使美国系担了义务，即美国将以武力反对加拿大政局的任何改变，除非加拿大从自治领地位正式改变为法律上的独立。华盛顿所说的意见分歧，不是指美国的防区经陆地向北延伸而把加拿大包括在内，而是指防区的限度：为了要适应上文总统所讲的外交与战争的新情况，防区应向西推进到太平洋的哪一线，向东又应推进到大西洋的哪一线。  

　　置身于遥隔重洋的纠纷之外，这是美国对欧洲在感情上和政策上的支配因素，过去一向如此，而且依然如此，决不会象发生东亚问题时的那种积极程度。当代美国公民的祖先来自旧世界的欧洲海岸而不是亚洲海岸，他们希望把政治上的烦恼抛在脑后。自从把“圆形的世界”改成为“环球航行”这个实用术语以来，迄今已有四百年了，但这并不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足够的影响，使他们认清这一事实，即东亚和欧洲只是同一充满危险的大陆的两个相对边缘的不同名称罢了。因此，美国接连好几次到太平洋对面去几乎都是自找麻烦，而这些麻烦又正是它在大西洋对面所急于要躲避的。1853年，它派海军上将佩里去叩日本的大门，把它从两个半世纪之久的沉睡中唤醒过来；1898年，它轻易地把菲律宾群岛从日本鼻子底下夺到手。那是一场战争的附带结果，是根据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原则而打这一仗的，为的是要完全消灭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统治。  

　　菲律宾定于1946年7月4日取得完全独立。美国于1939年就在向此目标稳步的进，而菲律宾人却开始犹豫起来。在殖民国家和它的臣民之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是应有的。因为在菲律宾人方面，由于迟迟才认识到，名义上独立的欢乐，可能会在事实上给他们带来比过去在美国手里或西班牙手里所经历的更要严峻得多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屈从。在美国方面，看来其动机倒不是出于一旦同日本交战，美国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防守这一块遥远的殖民地，因而不如及时把它抛弃。主要动机却是一种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帝国主义者”就是怙恶不悛的欧洲人。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人对担当“帝国主义者”的角色感到很不自在。另一主要动机是精明善算的美国种植甘蔗和其他菲律宾产品的人，决心要把菲律宾从舒适的美国关税壁垒内部推到荒凉的外部世界去。  

　　美国在太平洋究竟应当承担怎样的防卫义务仍然是一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美国海军就透露了它自己的政策与决心。此项政策与决心本来是可以作为对日本海军的一个预先警告，即它们的美国对手在整个太平洋的广阔海面上有着庞大的海上作战计划，这在后来1941-1945年的战争中付诸实施并胜利地成功了。在美国的糖业界急于要把菲律宾甘蔗种植园摒之于美国关税壁垒之外的同时，美国也同样急于要确保自己在战时能象在和平时期一样从菲律宾获得马尼拉麻，并从荷属东印度和英属马来亚获得橡胶、锡、锑、铬、锰和钨的供应。对美国经济来说，这一地区的重要性远较拉丁美洲为大。1939年，美国海军已在太平洋的一系列作为踏脚石的岛屿大事扩充其设施。海军在关岛除改善其海军设施外，还有巩固其防务的计划，因而同国会发生冲突。关岛属美国所有，四周环抱的岛屿从前都是德国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以来，这些岛屿都置于日本委任统治之下。众所周知，长期来日本一直在这些岛屿上建筑防御工事，它既违反委任统治条款，又与1922年2月6日五国华盛顿条约第十九条相抵触。该条约自1936年12月31日起失效，后遂使美国从此得以放手对日本破坏国际条约的行为进行报复。美国人虽则厌恶日本人，憎恨他们侵略中国，对美国出口商的唯利是图感到羞耻(因为他们是喂饱日本战争机器的主要物资供应者)，但这时对日本的一味忍让又再度表现出来，1937年12月“班乃”号事件的严峻考验对此提供了证明。就关岛而论，海军的防御工事不得不推迟执行，因为在有舆论支持的大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看来，凡是对日本挑衅并与美国为保卫孤立而重新武装的政策不相符合的计划，国会显然都不愿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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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美国对英法的态度  

　　如果建议在一个属美国所有的太平洋岛上设防而会引起此种反对，那末，在一个较之关岛或菲律宾距离那个危险大陆更近的大西洋岛上美国应有的政策又将如何，这一问题将会引起大得多的风暴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美国在那儿没有承担法律或道义上的责任。  

　　英国虽不能(也未曾)要求美国给它政治支持的权利，美国却有着一种普遍的固执的看法，认为美国如果敢于走出闭关自守的西半球，它就会有不知不觉被英国利用的危险，因为机敏的英国外交会使它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帮它去保存英帝国，或者为英国的利益效劳。在美国人的心理上，一想到要扮演这种角色，那是最厌恶的了。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就是利用这头怪物才驱使群众紧紧地跟着他们走。为英国利益服务既叫人恼火，置美国利益于不顾又未免冒险，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境正尖锐地出现在德国和它的日、意伙伴的侵略取得可怕的进展的时候，而且又是在一个由于当代应用科学的发达而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上，这就不能不使美国对自身的安全严重关切，同时也使英国的地位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要是整个旧世界，连同其所有工业、海、陆、空资源统统落入极权主义国家的三角联盟的控制之下，大西洋仍然可以作为一条足以护卫美国的宽大护城河吗？或者，除非把它的第一道防线设在英吉利海峡，或者甚至摆在马奇诺防线并以确保英国和法国的独立和民主能存在下去为己任，美国就不能有效地保卫自己抵挡住来自东方的进攻吗？或者，只要这两个西欧国家联合起来，靠自己的力量，就能够保卫它们自己和它们的爱好和平的欧洲邻邦，从而附带地——不管愿意不愿意——给美国提供安全而根本无须美国自己采取任何行动吗？  

　　 “值得为英国而战吗？”在1939年提出这样的问题就会使美国人心中恼火。孤立主义者历来不喜欢卷入欧洲纠纷，理想主义者则一向讨厌“英帝国主义”。此时，又正值张伯伦和达拉第政府奉行取媚于侵略者而牺牲中国、埃塞俄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共和国的绥靖政策，他们的厌恶遂因不满和蔑视而更增强了。美国人对英法在慕尼黑搞外交投降的谴责确是出于真诚，尽管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看来，来自大西洋彼岸的那一份善意却是恶意。大多数美国人当时都没有想到，1920年美国的不参加国联盟约，乃是英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面对重整旗鼓的德国而显得软弱无力的一个最大原因。他们没有认识到，由于美国对国联远而避之，它就在两个明显的方面削弱了西欧民主国家抵抗侵略的力量：一是美国不给予支持，这种支持本来会使力量对比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使侵略者根本就不敢萌生侵略的思想；二是英法即使想到要在没有美国的援助下奋起抵抗侵略者的任何打算，却由于捉摸不准中立的美国是否容许它们充分利用海上封锁——这是它们残缺不全的武器库中的最好武器——以对付共同敌人，因而感到左右为难。诚然，后来美国通过禁止美国船只驶入作战区域的法案后，英法便摆脱了上述困境。但即使如此，国会为保卫美国中立而坚持的这一法案，正如罗斯福总统在上引的讲话中和其他场合所指出的，在运用时可能会有利于侵略者。如果在美国人看来，抵抗侵略应该是英法的压倒一切的责任，而不应该把一种想象中的由绥靖而来的国家利益凌驾于其上，那末，英国或法国的对美国批评的答辩者就会提出反问：抵抗侵略难道不同样是美国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同样是凌驾于美国自己所想象的由孤立而来的利益之上的责任吗？同一道德法则必然适用于两半球的同一人类；因此，如果因近邻才选拔英法作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而应首先与德国交锋，那么根据同样选拔原则，就该首先派遣美国前去援华抗日了。英国人在1939年觉得不合情理的是，一个并不积极的美国的公民们，竟然批评英国在中国门户开放问题上对日本的容忍，而英国这时在欧洲却不得不认真考虑德国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前景。  

　　再者，如果美国批评的矛头是针对英法统治阶级，指控那些寡头政治集团“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以致危害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独立，玷污了自己的荣誉，只是为了要把他们那已经摇摇欲坠的阶级财富、特权和享受再维持若干年或若干个月，那就不妨予以反驳：他们确实不顾一切所力图保存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美国和西欧推崇为民主政治、个人主义和自由企业的这类事物，而在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却贬之谓财阀民主统治和资本主义等，它们对西欧民主国家和美国的说法并无二致。美国的统治阶级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自己的情况也需要它牺牲享受，而这正是它谴责它的英法同类为了要赎买享受的不惜花费那么不光彩的代价，竟把一个弱小的民主国家付与虎狼。英国人一想到这些，就对美国的批评十分反感，因为这种批评丝毫也没有减轻业已深入美国人心中的对张伯伦政策的不信任感。在美国人看来，英国人如今正在犯着出卖集体安全事业的罪行，而这又正是英国指责美国人过去所犯的。再在考验来到时看一看英国的实际行动，过去它对美国孤立主义的责难现在就开始显得虚伪了。于是在某些美国人心中使产生了怀疑，认为英国过去真正感到痛惜的恐怕并不是美国拒绝支持国联——现在看来，英国人自己对国联也是漠不关心的——而是美国不肯把为英国利益效劳作为自己的任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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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西欧民主国家之间的误解与气恼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希特勒在1939年3月15日发动突然袭击的前夕是会估计到的。

　　第二节 英联邦  

　　　　　　　　　　　　　(一)英联邦的战略地位  

　　英联邦有两处同西半球连结在一起，这就是隶属于联合王国的加拿大和加勒比海领地。它们都不包括在泛美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约之内，尽管它们位于美洲地理区域之内。这两条纽带都很重要，因为在1939年，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国中的第二号强国，而加勒比海的英国领地则处于战略地位，扼制着从旧世界通达巴拿马运河的大西洋入口。象泛美组织国家一样，英联邦的成员国在面临德国进攻的危险程度上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过这两个国家集团在地缘政治分布上的这种一般相似之处，却不象两个差别那样显著。这两个差别都对英联邦不利。首先，英联邦的梯形阵势要深得多，从德国火力圈外缘的美洲，一直延伸到处于德国进攻性武器近距离射程之内的前沿阵地，而那些进攻性武器目前又正在成倍地迅速增加。其次，在英联邦成员国中处于此种最危险地位的是联合王国——主要成员国，它的命运决定它的全体属地和伙伴的前途，而在西半球，美国较之巴西或加拿大距离德国的危险地点多少要远一些。事实上，西半球两个最缺少掩蔽的国家之一的加拿大，在英联邦中却是掩蔽得最好的国家，这是有鉴于联合王国位于它和德国之间，而强大无比的美国又与之并肩而立，不论是在太平洋之滨，或是在大西洋阵线。  

　　以上所述是英联邦与西半球之间在1939年的相对不安全程度上的对比，若把英联邦当前战略地位的孱弱与溯自近半个世纪来的强大实力作一更为鲜明的对比，则其间的悬殊就更加明显。自1805年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获胜以来的一百年中，英国占有断然无疑的海军力量的优势，足可压倒欧洲海上强国的任何可能联合起来的力量；自1814年迄十九世纪末，英国从未设想其前景会是面对一个在唯一侵略国的军事霸权统一之下的大陆。由于除英国自己外，十九世纪大陆欧洲的四五个互相猜忌的大国便是那时世界上仅有的强国了，因此当时英国用以环绕欧洲及其中东属地的海军力量包围圈，从北海和北大西洋通过地中海而达印度洋，实质上不仅为英国本土提供了万无一失的安全，而且还保障了英帝国的世界各地。然而此种令人羡慕的事态只是一些幸运情况偶尔结合的成果，因而不能寄以持久的希望；所以到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英帝国的一时安全就在几方面遭到严重的损害。  

　　首先，现代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军备上的应用已使两种新武器发挥作用，那就是潜艇和飞机。这在英国同一个大陆强国进行的任何实力较量中，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英国的岛国安全地位和海面舰只优势这两项长处。潜艇对英国的威胁已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将会看到来自空中的威胁。  

　　其次，为侵略目的而用暴力结合起来的大陆威胁——因拿破仑覆灭而一度匿迹的一场恶梦——随着德意志帝国的掘起而复苏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实力，那时已需团结全世界其余国家的共同力量才能制止它征服世界的野心。到了1939年，德国处在一个同普鲁士传统相形之下几乎显得是人道的政权统治之下，却更象凶神恶煞似地决心要于一场新的侵略行径了。  春秋网http://bbs.cqzg.cn

　　第三，欧洲大陆——不论它是否仍然注定是群雄角逐的场地或是由一个具有超级力量的强国独放光芒的所在——已不再是世界上除英伦三岛外唯一存在着列强的地方了。当十九世纪尚未告终时，美国和日本都已各自取得世界强国的地位，这部分要感谢英国海军力量在十九世纪自动提供的保护。此种保护作为保卫英国利益的副产品，囊括大陆以外的世界各地，反对除英帝国本身而外的一切潜在侵略者。那两个在环绕大陆欧洲的英国海军包围圈以外的新兴强国，却在后方挑起了英帝国十九世纪的防务。  

　　英国政策对这一新挑战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同这两个新兴海洋强国确保友好关系。1939年，这仍然是英国的对美政策。然而英联邦和日本之间任何真诚和持续的友好前景却被一笔勾销了。这首先是由于美国以及英联邦太平洋沿岸的自治领对日本日益感到恐惧和敌视。这一态度对1921-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结果具有决定性影响；其次，由于日本在1931年发动的以中国为牺牲品的侵略行径到1939年还在全力以赴地进行着。对这样公然破坏自己庄严保证的国联盟约的日本，英联邦的成员国是不能给予正式支持的——因为对所有英联邦成员国来说，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公约仍然是它们明文宣布的公开政策的基础，也是它们为数可观的公民团体的个人理想。  

　　确实，当日本在1931年证实了所有对它的意图的最坏预感都没错之后，澳大利亚的舆论和政府政策几经摇摆，终于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几乎是好战的态度转变为颇有绥靖味的态度了。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种解释是出于当那只令人担心已久的日本虎向着与澳大利亚所处地区相反的方向猛扑过去的时候，澳大利亚——至少是在某些部分人中间——觉得如释重负。澳大利亚小心翼翼地惟恐日本在中国不能餍其所欲，此种转移日本向澳大利亚进攻的矛头的希望不但是不光彩的，而且也是短视的。因为当时日本主子所想的，一旦大陆冒险得手，则随时都会有继此而起的进一步冒险，如果不得手，则为掩盖其失败而会向其他方向进攻。众所周知，日本海军对陆军自1931年以来所享有的活动范围颇为妒忌，毫无疑问，它早在渴望着要有它自己去征服的天地了。  

　　看来似乎是，此种来自日本新兴力量的危险，可以由反日秤盘上的新兴力量更强大的美国砝码去抵消而有余。然而那时美国政策完全是一个未确定因素，这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中不能不考虑到，所以就不免有些左右为难了。因为如前所述，美国人的感情被撕裂为两半，一方面憎恶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决心不卷入战争，不去为英国火中取栗——即使这场火的纵火犯是日本人。  

春秋网http://bbs.cqzg.cn　　就1939年的情况而言，在环绕欧洲的英国海军力量包围圈之外，还存在着属于大西洋沿岸六个大陆欧洲国家的海外帝国，这预示着十九世纪英帝国的安全将被打开第三个缺口。  

　　在英国海上势力鼎盛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它努力约束自己别对夺回的利益再贪得无餍，以免自己的幸运地位招人嫉妒。它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那是在1778-1783年的调整力量对比中，所有其他国家都一致坚决地攻击它，因为二十年前的力量对比对它是太有利了。于是，在拿破仑战争后的议和条件中，它把在战争中从法国本身，或从临时并入法帝国或从属于法帝国的国家手里夺得的殖民地都分别归还原主。此后，它也无意阻挠法国、比利时、德国、葡萄牙、意大利和西班牙同它自己一起瓜分非洲。处在十九世纪的情况下，大陆欧洲各国的这些海外领地对英国海上力量来说，确是抵押品而并不构成对英国安全的威胁。不过，如果拥有这些领地的大陆国家再度落入某一侵略性的大陆强国的影响、支配或统治之下，这些领他的重要性就可能发生变化。因为这些非英国的海外帝国如果全部归于怀有侵略意图的一国控制之下，那就会提供一个象英帝国自己那样实现统治世界的有希望的基础。  

　　例如，荷属东印度和比属刚果作为主要产品的来源，其重要性一如英属马来亚。的确，1939年比属刚果在生产放射性原料方面已占据首位，在分裂原子的问题获得解决后，其重要性更增加了。加之，在当时世界上三个主要殖民地区——东南亚(包括岛屿和大陆)、赤道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陆欧洲殖民国家的领地和英帝国紧挨在一起，其中还有一些战略要地，并不亚于英国海上力量所控制的。直布罗陀如今面对的是比它还大的一片西属摩洛哥区；马耳他面对的是地理地位比它更优越的意属班泰雷利亚岛和使用起来更加方便的法国的非洲海军基地比塞大；英国的盟国埃及面对的是意大利在利比亚和东非的领地；亚丁面对的是法属的港口吉布提；英属马来亚面对的是荷属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度主要是由英国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面对的是仍然由法国人治理的上海法租界；德班面对的是葡属港口洛伦索-马贵斯；弗里敦面对的是法国海空军基地达喀尔。西印度群岛的岛屿有英属的，也有法属的和荷属的。在前往北美的东北通道上，丹麦联邦的海外领土法罗群岛、冰岛和格陵兰从侧翼包围了不列颠群岛，并给欧洲大陆和拉布拉多半岛之间提供了踏脚石。在前往苏联的西北通道上，有绕过挪威的芬马克郡并将摩尔曼斯克港同英帝国及世界其他地方联系起来的常年不冻的航道，它的两边都是挪威的领土，那是因为1920年缔结了一项多边条约，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现在是在挪威的旗帜飘扬之下了。德国纳粹统治者在策划把西北两边的大陆邻国纳入他们的控制之下时，无疑是会考虑到此项条约的。  春秋网http://bbs.cqzg.cn

　　英联邦战略地位恶化之影响广泛，于此可见一斑。联合王国在十九世纪所处的情况，正好象一个牧羊姑娘，凭着自己的本领或幸运，居然能把从前侵扰她牧场的全部狼群驱进了只有一个入口的羊圈。只要她充分地武装自已。守卫在出口处——她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有利地位——她就能单枪匹马地确保全体羊群的安全，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扩大或繁殖，也不论她的羊群怎样漫山遍野地远走各处。在1939年，联合王国实际上仍然还是单枪匹马，因为那些依附于它而仍非自治的海外领土，都自然而然地继续仰仗它去保护它们；至于各个自治领，按宪法虽应由自己负起保卫各自领土安全的责任，但它们都迄未开始摆脱一百年来的老习惯，也都仍然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地而且将来也还是，完全应由皇家海军保护。各自治领在1939年对其自身的防卫以及对整个英联邦的防卫所作的贡献，与它们当时的财富和人口的比重——就其同联合王国的资源相比而言——还是远远不相称的。然而，这时保卫英联邦的任务已经是需要动用英联邦大家所有的全部资源的任务。在大陆欧洲的狼圈内部，被圈禁的狼群中那头最大最凶的狼又一次显示出要主宰其同伙的迹象了。它一心想联合起来出其不意地冲向出口处。那头德国狼正用利爪在挖羊圈的向着东南和南方的墙脚。在狼圈外面的大地上，这时牧羊姑娘心神不安地侧首望去，可以看到两头庞然大物的身影隐隐呈现在海面上的地平线上——其中一头扑倒了一只失去牧人的迷途羔羊，已经可以看出那是一头狼；另外一头虽然显得和善一些，但体积非常巨大，行动又非常古怪。此外，日本的掠夺成性，中国的命运以及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态度”，又都是联合王国的重重忧虑。  

　　在此种情况下，英联邦这个几乎仍然是单枪匹马的西欧看守人，除非依旧能在三个相隔很远的据点同时施展其力量，就再也不能指望它在必要时会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了。联合王国又应该集中其力量保卫哪一个场所呢？  

　　为了防备德国可能横渡多佛海峡向它进攻，就象在拿破仑时代那样，凭武力或欺骗统一整个大陆，并在一个黩武者统率下再一次发动一场潜在的战争，那么它是否应在国内养精蓄锐呢？联合王国本身既然是一个尚未减轻负担的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保卫者，它就难以不忽视自己的国内防务而又不损害全世界它的依附者与伙伴。但是它能忽视中东的防务吗？诚然，从德国去中东，陆路确是只能取道苏联，此外别无他途，但把“亚洲”和“非洲”同“欧洲”分隔开来的两处水域，却是可以跳越的。两处狭道之一便是比多佛海峡窄得多的黑海海峡，还不曾听说有什么侵略者被这两处海道堵塞过甚或阻拦过。君士坦丁堡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作为屏障，并不比纽约哈得孙河宽阔。许多“第二罗马”的居民每天晚上在“亚洲”过夜而白天在“欧洲”工作，正象他们同时代的美国人经常来往于泽西区和曼哈顿之间而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另一个狭窄的地点是位于西西里岛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腰部；此处海面在同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相形之下，虽然要比英吉利海峡显得宽一些，并且比多佛海峡则要宽得多，即使在最狭窄处也是如此，但在当时的政治和战略条件下，德国部队要跨过这一处海面是比较容易的——紧接着发生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距离西西里最近的非洲土地突尼斯，虽然掌握在法国人手里而不是在意大利人之手，然而班泰雷利亚岛的主人翁却是意大利，该岛全部位于航道上，比马耳他更具有海上控制的战略地位。更重要的是，意大利在非洲大陆拥有利比亚这个宽广的浮码头；西西里就是通往那里的踏脚石，从那里出击，一支由德意轴心的德国伙伴武装和率领的远征军便可进攻法属北非和埃及。  

　　如果德军——不论是绕道黑海海峡抄近路，或是较远地横渡中部地中海而长驱直入——一旦到达尼罗河流域、苏伊士运河或波斯南部油田，他们不仅就会夺去英国海军燃料的主要来源，使它无法动弹，而且还会把英帝国的尾部同它的身躯和头部分割开来。在德国地缘政治学教授们过分乐观的心目中，这头英国狮子在1939年仿佛已退化成了一只吐火兽了。狮子的头虽然还是涨得满脸通红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这一边怒视着大陆——又一次在第三帝国霸权统治下进行政治统一的大陆——而狮子的巨大身躯难道不是已经可悲地变成了一只瘦骨嶙峋的马耳他山羊了吗？它的钢鞭似的大尾巴，难道不是已变成一条拖在中国龙后面的长尾巴，绕着犬牙交错的亚洲南海岸，有气无力地从苏伊士一直拖到香港吗？这头老态龙钟的吐火兽(正如德国人可能会认为的一种杂种)马上就要成为德国利剑唾手可得的战利品了，特别是德国若用甜言蜜语成功地诱使它的日本小伙计来个得心应手的外科手术，割断这头老朽的巨兽已经无法保卫的尾巴，这不是确实无疑的吗？  

　　德国关于一帆风顺地进攻英帝国的乐观看法，部分地也许可以同联合王国政府专业顾问们对防务前景的某种自满情绪相匹敌。这些专业顾问虽然承认在日本进攻时可能要暂时放弃香港，但他们制订了坚守新加坡的计划，他们显然没有预见到日本一旦开始进攻，日本海军就会乘势到达安达曼群岛，日本陆军则进入曼尼普尔。也许在1939年，他们更远远没有想到会在海峡群岛见到德国驻军。但英国专业人员的预测比德国人的估计还是稍稍准确一些。因为，甚至在法国陷落与日本参战以后，英国一时损失的领土也还是少得出乎意外。德国从西班牙领土对准直布罗陀的攻城炮从未发射过；马耳他既未挨过轰炸，更未因粮断而投降；没有德国兵或意大利兵看到尼罗河，也没有日本兵来到过布拉马普特拉河，除非是战俘；一支意大利部队侵扰过英属索马里兰，但英国很快进行了报复，占领了意大利的全部北非属地。不列颠群岛、英属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英属西非、南非联邦和加拿大自治领都未遭到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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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侥幸看起来简直近乎奇迹。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上和政治上给英联邦和英帝国的总教训却是非常严肃的一课。战争进程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二十世纪的地缘政治环境中，英联邦单靠自己的努力而无外援，那就很不可能保卫整个联邦，更不必说单靠联合王国的努力了。1939-1945年虽然和1914-1918年一样，各自治领让德国的指望落了空，因为它们全都斗志昂扬地团结起来支持联合王国——这次只有爱尔兰例外，南非却又一次并非例外——然而要不是美国给养终于开始源源不断供应的话，那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受到侵略军围攻而被恣意蹂躏的大约会更接近于六分之五而不是六分之一个英帝国。也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尽管有着那支“被遗忘的”英国陆军在热带丛林战几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所表现的奋勇卓绝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但这头狮子为赢得太平洋战争而承担的那一份责任，如果不是由美国的阔肩膀挑起的话，那便不能成功地守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缅甸、马来亚以及联合王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的所属岛屿也就收复不了。当时甚至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帝国不得不与之作战的侵略国集团，恰使英帝国处于最易受攻击的地位而别无其他选择，此种体会的教训便是：除非把自己处于一种联合的或集体安全的结构中，以便将来设若发生战争时不仅足以有效地克敌制胜，而且连最强大的潜在侵略者也不敢对之挑战，否则帝国没有幸存的希望。我们最多只能说，英联邦成员国在这方面发现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是处在一条船上，也许苏联和美国不在内。还可以说，联合王国的实力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削弱了，这一影响同时却增加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力。这两个国家在此以前主要是农业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却大大地推动了它们的工业化进程。

(二)英联邦各成员国的态度和政策  

　　十九世纪的局势发生了这些不利变化，不仅给整个英联邦带来了问题，而且给它的每一个自治的成员国带来了问题。已经完全自治的成员国在1939年有六个：加拿大、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引证的成员国系按由小到大的不安全程度为序)。另有两个东方国家——印度和缅甸——业已获准最后可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它们虽然尚未取得这一地位，但均已朝此目标迈进。在上述八国的每一个国家中，当地在惊人的国际事件压力下展开的政治活动所产生的态度和政策，将成为构成国际历史的要素。  

　　根据一种并非没有争议的宪法理论，英联邦在国际法上是一个政治统一体，因为凡英联邦臣民都得效忠于一个共同的国王。根据这一观点，凡与英王交战的国家无论是因该国政府向英王宣战，或是因英王执行任何一个完全自治的自治领的大臣们依宪法提出的建议而由他本人向之宣战，英联邦全体成员国也都与该国处于交战状态。但实际上，只有联合王国由于其在联邦中所占的主要地方和它在世界上所处的易受攻击的地位，才可能将它的伙伴们引进交战状态，因而实际问题是，如果再度出现象1914年出现过的那种局面，各个伙伴国将采取怎样的方针。它们可能会超越于宪法规定的义务之上，根据王权不可分的论点，义不容辞地投身于联合王国一边而积极参战；或者把自己局限在“消极参战”的范围内；或者，它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即便是消极参战也要承担的义务(例如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扣留敌侨、没收敌船及其他财产)，害怕因之而冒敌方报复的风险，它们就可能提出一种王权可分的理论，坚持说任何行动不是它们干的，也不是针对它们的，所以不能处于战争状态，并且宣布保持中立，而其代价则是遭受另一种危险，即如果它们的伙伴成员国认为这种行为等于公然否认盟约义务——不论这种义务可能被认为是什么，总之是联邦各成员国赖以彼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那末它们同联邦伙伴成员国存在的联系就会中断。  

　　联邦成员国共同承担的法律义务因而是有争议的，其可能的结果也不清楚，而且每一个完全自治的成员国还有自己的特殊问题要全力去应付。各国的情况都非常独特。因为，这八个国家虽然基于共同的政治忠诚联系在一起，但在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方面都完全不同。联合王国和爱尔兰是古老的欧洲社会。印度和缅甸是更加古老的亚洲社会，其他四个则是晚近欧洲人移居海外的产物。联合王国是基督教占优势的国家，爱尔兰则是天主教占优势的国家，加拿大有半数的天主教，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是天主教，而印度和缅甸是非基督教占压倒优势。缅甸以小乘佛教徒占优势，而英属印度几乎包括了世界上为数极多的印度教徒的全部(除荷属印度的巴厘人外)，但它又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致使英属印度在人数上成了世界上主要的印度教国家，又是主要的穆斯林国家。在南非联邦，赤道非洲血统的黑种移民在人数上约以五比二的比例超过了欧洲血统的白种移民，而黑非洲的其余部分则全都挤在它的北部边界，并为南非联邦繁荣富裕所倚靠的矿山提供了劳动力，因而它的种族问题十分严重，相形之下美国的种族问题只好算儿戏。  

　　联邦中的不同民族当初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历史情况极不相同——这同1939年的政治局势很有关系——所以它们目前对待这些既成事实的态度也很不一致。苏格兰是出于自愿并且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英王国结成政治联盟的。此种关系又终于扩大到一度是犷悍的操盖尔语的苏格兰高地人以及温文庄重的讲英语的苏格兰低地人。几个幸存的由印度人自理的印度邦，在同印度的英政府谈判结成的保护关系条约中，也同样有某些自由，只是实际上不很平等。英国入侵者征服新西兰的毛利人，倒没有留下不幸的后遗症，政治上的宿怨或种族间的紧张关系都没有，不过英国和毛利人的几场恶战距离1939年还不到一百年。与此同时代的但打得更凶的英国-锡克战争，结局也几乎是同样圆满的。另一方面，英国进行的其他征服——不论是近代或古代——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直到1939年还在积极起作用。1902年征服两个南非荷兰人共和国、1885年征服上缅甸王国、在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之间征服当时还是野蛮部落的爱尔兰，这些，既没有为英国侵略行为受害者的后裔所忘怀，也没有为他们所宽恕。在孟加拉以及在后来取得的、成为英国治理下的印度的那些邦，随着一代新人的成长，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也开始表现了类似的情绪，不过稍迟而已。这一代人，对于自奥朗则布皇帝去世直到英国统治全面确立期间折磨着印度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有任何感性知识，甚至也没有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听说过。印度穆斯林教徒的祖先曾经对英国人感恩戴德，因为是英国入主印度才使他们免遭印度教徒的复仇之祸，但在1939年，他们却更感到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是由穆斯林统治的。而印度教徒的祖先也同样是由于英国入主印度才免遭马拉塔教友们把他们从穆斯林统治下接过去的厄运。但到了1939年，印度教徒却只知道要不是当时英国不合时宜地插手干涉，那个摇摇欲坠的穆斯林统治很可能便是以一个印度教徒的统治来继承。至于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倒不象荷裔南非人那样对他们的英国征服者怀恨在心。他们承认并感到联合王国政府在征服结束伊始便发现的宽大。联合王国政府当时保证他们可以自由信仰天主教，并实施法国法律。可是，法裔加拿大人虽然同他们操英语的同胞享有完全平等的自治权，但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这两部分加拿大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阂。在1939年，法裔加拿大人象荷裔南非人、南爱尔兰人、缅甸人和印度人一样，仍然流露出一种被征服者的后裔的情绪，抱着典型的病态心理，一心只贯注于他们自己教区里的政治，显然没有注意到当时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已使他们那点小天地里的家业濒于危险。  

　　由于各种不同原因，此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于英联邦的大多数成员国中。在先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那是因为过去被武力强迫才加入英联邦的历史经历在心理上留下的后果。而在那些晚近才由欧洲移民成立的成员国中，则也产生了迷恋过去的感情——这在美国和温和的南美“ABC”共和国。也同样显而易见——在一个新国家里对创业的先驱者往往会产生此种感情。操英语的和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是这样，操英语的和操荷兰语的南非人也是这样，都强烈地希望由他们自己去培育他们的那些嫩芽初绽的花园。在澳大利亚，同样的感情——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甚至更为强烈，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更大程度下暴露于日本旭日的骄阳照射之下。新西兰的处境尽管同样不安，它却采取了相反的路线：加强同联合王国的关系，并主张通过国联这个机构有效地贯彻集体安全原则。至于操英语的加拿大人，尽管他们以自己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自豪，并因此而在西半球占有特殊地位，但他们却和他们在美国的北美洲邻人们一样，倾向于认为自己当然有权利保持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巨大自由权。至于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如要取得与加拿大人同等程度的安全而无需害怕来自亚洲的侵略威胁，那就谈不上是一种固有的权利，只能说是遥远的愿望，因此，他们充其量只能自我安慰，徒劳地希望日本在侵略中国之后会适可而止，不至于欲壑难填。在此同时，某些印度和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所抱的希望则与此相反。他们惶惶然既同情于在中国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亚洲同人，也赞成另一些在日本的亚洲同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如果证明为它向统治亚洲各族人民的欧洲主人进攻的前奏，那末这次侵略是可以宽恕的。这些头脑发热而又目光短浅的印度和缅甸爱国者看不清日本给予的“解放”到头来很可能竟是亡国的同义词，而对中国作为惩处所施行的那一套又很可能作为奖赏而施之于他们。  

　　当然还有一些更理想和更有说服力的同样考虑也在发生作用。特别是在爱尔兰和南非，有一股强大的思潮(也影响着联合王国)认为，凡尔赛条约是战胜国不公正地强加(用希特勒的话来说是“强制命令”)于战败国的，因此，前战败国为解脱此种束缚而作的任何努力都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南非，此种思潮使他们认为，如果要使英联邦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那就有必要把它说成是不容争辩和不容置疑的侵略国家。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军事占领莱茵兰时，如果联合王国愿意的话，它本有可能在没有各自治领合作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但是，一旦德国全力重整军备——特别是英国最易遭受袭击的空军装备——联合王国如无各自治领的支持，就难以向德国挑战了；这便促使联合王国在制订政策方面，要认真考虑各自治领对纳粹撕毁1919-1920年和约的态度。众所周知，各自治领的态度在1937年英帝国会议的讨论中已都明白表现。联合王国政府还必须考虑加拿大所坚持的态度，它认为英联邦不该再次参加战争，除非是为了更甚于英联邦利益的事业(“利益”二字是传统的狭义用法)。1937年1月25日，麦肯齐·金在渥太华下院声明说，加拿大“不一定仅仅因为我们是英帝国的组成部分而必须卷入英帝国其他部分可能参加的任何战争”这一声明主要说明加拿大舆论对此是满意的，尤其是法裔加拿大人，因为用麦肯齐·金自己的话来说，只有为“反对恶势力”而战的任何战争，加拿大人才参加。